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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田中奏折》作为历史文件是否必须有原件才能确认其存在，是否因为找不到其原件就可以否认其存在？答案是不能否认。这是因为日本当局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前后，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销毁了大量有关侵华行动及其战争罪行的档案。比如，日本人销毁了关东*、宪兵队、南京大屠杀、细菌战、活人试验、化学战、在朝鲜半岛和中国强抓“慰安妇”等有关战争罪行档案，然后翻脸不承认。这些相关的档案原件找不到，不代表这些罪行就不存在，因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其他相关证据链来证明。中国研究者发现，在《田中奏折》公开后，中国官员在国联有关会议上透露了文件抄自日本皇家书库。日本当局随即将书库官员小下勇以下28人全部免职。而蔡智堪也遭到拘捕，身陷囹圄，财产损失殆尽。这些事情从侧面证明了《田中奏折》很可能存在。对《田中奏折》，当时的日本外相重光葵后来在《昭和的动乱》一书中承认:“其后东亚所发生的事态，以及根据此种事态日本所采取的行动，似乎正好是以田中备忘录为教科书的，因此消除外国对此项文书之疑惑，是很困难的。”
“假诉讼”如果属实，个别法官涉嫌恶意规避*策、谋取非法利益，有关部门应联手予以彻查，“摇号*策”不能沦为个别法官与黑中介渔利的工具。今年北京实施了严格的车牌摇号*策。然而，《新京报》调查发现，在个别外地基层法院法官的配合之下，有人通过“假诉讼”过户二手车牌，恶意规避*策，甚至形成了黑色产业链。北京实行机动车“摇号”*策之后，确实曾经出现过通过“假诉讼骗车牌”的现象。可是，这一般都还是买车和卖车者之间相互串通，试图在法院审理中蒙混过关。对于这样的情况，北京的司法机关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要辨别是否虚假诉讼，并不困难。而报道显示的异地法院的法官主动参与其中，甚至在买卖当事人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做出司法裁决，实在令人震惊。这不但让北京的机动车“限购”*策失序，而且涉嫌违法犯罪。首先，这种“过户”是典型的恶意规避法律，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实施细则》的确规定，“因法院判决、裁定发生财产转移的已注册登记的小客车”不适用“摇号*策”。车牌过户上下家之间，如果真实存在债权债务，经过法院判决当然可以避免“摇号”。但像这种“假诉讼”案，买车人和黑中介签下“办理车辆指标手续”的协议，中介杜撰出根本不认识的“上下家”的所谓“债权纠纷”，都是典型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这种“过户”协议自始就无效。在行*层面上，对通过欺骗取得的“车牌过户”，*府部门应依法撤销，并做出处罚。其次，如果批量制造的“假诉讼”被证实，则说明个别地方法院的工作人员可能存在严重的司法腐败问题。按黑中介人员的话，他们只要把一对对的“买卖”双方的证件放在一个公文袋里，送到法院，法院从聘请代理人、调解过程到判决一手包办。这个“包办”的过程，意味着法院要找人写“假起诉状”，找人“假应诉”，开庭时提供“假证据”，最后做出“假裁决”……依法律，在诉讼中即便提供一份假证据，都有严厉的法律，更何况在法官的指使下全程造假？如果这种“假诉讼”已存在批量办理的情况，恐怕也不仅是法官的疏漏。如果报道情况属实，那么有关法官的行为已经涉嫌《刑法》第399条所规定的“枉法裁判罪”——在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做枉法裁判，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至十年的徒刑。同时，有关法官如每操作一单“过户”，就要收费2万元，而且是“不给钱就不办事”，这就同时涉嫌受贿罪。按《刑法》的规定，应该在“枉法裁判罪”与“受贿罪”中择一重罪，予以处罚。“假诉讼”如果成为产业链，这就不同于个别法官做出错误判决，而是个别法院涉嫌有组织地与黑中介“合作”，将法院判决变为恶意规避*策、谋取非法利益的工具。这已经伤害到公民对法律的信任。司法判决不能沦为个别法官、黑中介们渔利的工具。建议有关部门联手予以彻查，如其中确实存在违法犯罪事实，那就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并公之于众。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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