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ELLEMEN睿士》四月刊
原标题《一个整形医生的三十八年口述实录》
整形医生冯立哲三十八年的个人史,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社会三十八年的审美构造史,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因为对自我的不满意，而在他的刀锋下切割，试图创造一个符合流行文化的完美拟像。冯医生为我们讲述了这个时代变动不安的美与期待。
在北京望京SOHO医院里，63岁的冯立哲教授披着标准的白大褂，尚未变白的黑色发茬从蓝底碎花的手术帽里露出来，根根直立。他讲话如发茬一样直接不讳，回复咨询的时候，眼睛直看着对方，嗓门儿清亮，语调温和。
冯立哲的皮肤较同龄人平整细嫩，看起来不像是63岁的人。而他的工作也致力于此，让人们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
医院的创办者。从业三十八年，有上万张脸曾在他手下变得紧致如新。他见证了中国整形行业的从无到有，但整形会给人带来什么，63岁的他见证过各种完全不同的答案。
人们为什么要整形？为了瘦，为了年轻，为了看起来像范冰冰。为了挽留爱人，为了改变生理性别，为了找回自信，为了做成自己。时间越久，冯立哲越觉得，心态或许是最好的美容剂。
*治任务
冯立哲不收两种病人。这两种病人很容易被辨别。他们通常由家属带进咨询室，头低垂，眼神游离或者躲闪。一种病人追求完美已经达到了病态的地步。他们会提出和自身条件相去甚远的需求，要范冰冰的眼睛，或者芭比娃娃的脸型。还有一种对想变成什么模样并没有概念，“让我变好看，让我丈夫不再嫌弃我。”
两种病人有着共通的特点，对自己的容貌极端不自信，提出的要求实质上超越了“整形”本身。
冯立哲当然有权利和资格拒绝她们。他出师于国内最早一批开设整型美容项目的权威之一——北医三院整形外科，以主任医师的经验成为中国最早开设正规民营整形美容医疗机构的创办者之一。他的执业经验几乎和中国美容整形发展史一样久。
他没想过会拿起帮人开眼角和除皱的手术刀。年，27岁的他完成了各个科室的临床实习，一心想做个外科大夫。给人切胃，做肝胆胰脾手术。可是等到毕业分配，班主任却建议，“成形外科的导师很权威，你去吗？”他想，“那也算外科吧，去就去”。(他的导师王大玫当时是北医三院成形外科的主任，是中国整形外科创始人和奠基人之一。)
成形外科就像是工厂的成型车间。机器有了核心发动机，需要一个外形，到了成型车间，包起来，就成了完整的机器。人也一样。内脏在体腔里包裹着，外面是体表组织和一些器官，这些外表出现畸形和破损的时候，就需要送回“工厂”返修。
这个学科原本是大外科系统的一部分，经过一战、二战后，形成自身系统性的理论和体系而孤立出来。在中国，成形外科也迅速发展于抗美援朝后。冯立哲的工作曾经和战地医生类似，上世纪80年代初，前来求治的病患有的头皮撕脱，有的烧没了鼻子，有的掉了下巴。他们不是因为近亲结婚而生下来的畸形儿，就是各种面临毁容的伤员。
美容整形是属于“未来”的概念，此刻还没有被创造出来。那个时代，负责帮人修补面容和身体的医生都属于一个共的科室。其中，整容是成形外科最边缘的技术。普通人不会想这件事儿啊，想了，可不是中了“封资修”的余*。就像冯小刚《芳华》里拍的，满大街只有深蓝深绿两种颜色，姑娘和小伙儿都穿得差不多。对美的需求远没有被释放，但一旦被释放,就是洪涛巨浪。
只有德高望重的表演艺术家们才敢于献身。他们整容，是*治任务，是组织工作的需要。
整形首先要经过组织同意。即便是做一个简单的除皱，也要开三张证明。首先得有演出团体*委书记的签字，表示同意一位演员出演某部剧作的某个角色；其次要有导演的拍摄需求证明，要写明需要演员达到什么样的状态和效果，比如40岁演20岁；第三要化妆师开具证明，说明化妆确实无法达到导演要求的效果，只能通过除皱紧致手术来完成。三个证明缺一不可，证件齐全，才能开刀。
这些老艺术家们往往异常低调。没人似现在的明星那么吸引眼球，他们素颜来做手术，自己默默地来，做完默默地走。
至少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人们对整形医生的了解都非常有限。有回，冯立哲做了一天手术，查完房已经是下午四点，早饭和午饭都没来得及吃。回家的路上，路过烤肉宛饭庄，连忙要了三荤一素和两碗米饭，一个人全部吃光。对面的食客看呆了，问:“一个人吃了这么多，是做什么工作的？”
答：“整容的。”人家恍然大悟，“哦，原来您是在火葬场工作啊？”
好在，家人都十分理解他的工作。在他们眼里，治病救人没有高下，把人变得更漂亮，没什么不好。冯立哲就这样在北医三院的成形外科待了下来，一待就是十六年。
我是女人
上世纪80年代的青年冯立哲，能跑，能吃，有使不完的劲儿，最希望有干不完的活儿。医院，他不是定在手术中心做手术，就是飘在各个病房里查房和记录。为了节省时间，他很少等电梯，上楼一步仨台阶，下楼就直接用回力球鞋又硬又韧的底子滑下去。虽然病人的要求各不相同，但是他很少有不知所措的时候。
直到他遇见张克莎。初见张克莎，如果她不开口说话，在外人眼里一定是一位时尚女性。她出现在北医三院儿科和成形外科中间的大厅里时，几乎是一道风景。高个子，黑亮的披肩长发，红色的工装裤，染成银灰色的指甲和红嘴唇。当时的人们对LGBT群体完全一知半解，更是没见过真正的跨性别者。所以，有人知道她其实是男性的时候，医院都成了烧开的水。
冯立哲和几位专家级的老大夫坐在一起对她进行会诊。询问那些当时很多人都会想问“他”的问题。为什么要做变性手术？是否能忍受各种未知的痛苦，包括失去生育能力。她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只想快点结束被上帝放错身躯的痛苦。医院之前，她就已经偷偷服用了大量雌激素，以自杀的方式和家人抗争。
她让人不知所措的地方,是在查体和备皮的时候。如果是女性，该有女护士在场陪同，可她的性征完全是男性，会阴部备皮由女护士准备就非常不方便。
这些工作最终由冯立哲和王大玫教授等当时最具权威的专家共同完成。在等待上级机关的批示过程中，两人有很多相处的时间。无聊的时候，他们甚至还会用英语聊天。但她最终还是出了问题。因为好奇，不断有人推开诊室门去看她，终于搅合得她休息不成，把桌上的杯子扔向了来人。王大玫教授决定不再等了，立即给她安排了手术。
冯立哲配合惠博生教授负责隆胸，王大玫与李建宁教授负责改变外生殖器——切除睾丸和阴茎，分离出阴道的腔隙，植入内管。夏兆骥教授台下外围配合指挥。这些教授都是成形外科界响当当的名字。手术顺利结束，但教授们仍然十分沮丧。因为递交上去的报告层层传达到国务院，得到了其中一位首长的批示：“社会主义国家不搞资本主义的东西。”
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主流声音。接近十年之后的年,世界卫生组织才将同性恋剔除出了精神疾病的行列,在中国的年,就连最专业的成形外科大夫,也是初次了解到“易性癖”为何物。
稍微值得欣喜的是，两年之后，医院也完成了一例变性人手术，轰动了全国。当时负责主刀的何清廉教授比他们幸运，他没有请示报告，也就没有挨批。这些手术不仅仅改变了一个人的容貌和性征,也在撬动人们脑壳里更深的东西。
决定下海
事情悄悄地起着变化。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整形不需要开证明了。近水楼台先得月。冯立哲发现，自己最早的整形服务对象，大多是同事。给同事做双眼皮完全是义务服务，割一两刀，缝十几针，拆线。对他来说，几乎是举手之劳。眼科的同事当然也能帮这个忙，不过他们相对保守，割出来的双眼皮窄，不如成形外科医生割出来的更有美感。
科室里的姑娘在割双眼皮之前，还是做足了功课。如果哪天，一位护士悄声问询，说自己想割个双眼皮，那她一定提前请好了一月的假期。放假头一天做，基本恢复好了再上班。还有那句每个人都会加上的嘱咐，“别让他们知道。”
可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姑娘们就不再扭捏了。手术头一天做完，第二天就能上班，医院走廊上遇见，一打招呼，就明白了，大大方方交流眼睛是怎么做的。整形医学的春天和大街上服装的颜色一起绽放了。哪怕是受伤的病人，也会想要最大程度地整好看一些。
年，冯立哲遇到过一位年龄比他稍大的女教师。她在延庆中学教书，去县里参加一个评审活动。回程的时候坐拖拉机,下车没留神，脚崴进了车轮里，一下子切到了踝关节。她来北医三院就诊的时候，骨头戳在外面，创面的骨缝儿里都是泥沙，骨科直接建议她截肢。
她不想截肢。医院，得到的是同样的建议。这位大姐又转回来，请医生一定保住她的脚。骨科想到了成形外科。但科室一线和二线的医生都给不出什么妥善的方案。冯立哲当时已经是成形外科的主治医师，心里知道这是一个特别难的手术。可她和爱人都太坚持了，医生们不得不试一试。
他凿掉了这位患者的带着泥沙的创面。把肌腱外侧关节腔都打开，露出干净的骨面。下一步的实施要忍受更大的痛苦，当时例常用的办法是双腿交叉皮瓣，用她另一侧小腿的肉包裹住这边脚的创面，三周不能挪开，不能错位，直到它们长在一起。
用这个办法的话，女教师要有三周卧床时间，不仅吃喝拉撒都要在床上解决，她的双腿还必须叠在一起，非常痛苦。
冯立哲在手术台上忽然有了灵感——如果用脚的足背皮瓣代替小腿的皮瓣，她的腿不就可以随便动了吗？这个小小的人文关怀免除了她恢复期间最大的问题，让她非常开心。这位病人现在可以用自己的脚走路，两人成了多年的老友。
此后，冯立哲渐渐感到成形外科的工作内容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化：随着机械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因为工作等原因受伤的人少了很多，人们的经济水平也提高了，想美了。
能最直观地让人感受到美容整形真正成为一种需求，是从西单到菜市口的电线杆子上。走一路，一路都贴满了小广告。冯立哲和同事们最常拿来说笑的一个段子，就是有人称赞一家私人诊所的整形大夫水平高，做手术之余能把一把剪子在手里舞弄得上下翻飞。大家还纳闷，手术刀拿得溜可以理解，玩剪子不是大夫的专长啊？后来一问，嗨，人家“名医”整容之前是做美发的。
有利益的地方就有乱象，繁华的整形市场初露良莠不齐之势。有的人不太了解“美容整形”和“美容美发”的区别，多不卫生的小平房都敢任由地对人开刀。那些为了挣钱的私人美容公司，夸大整形效果，什么都敢打包票，出事儿是情理之中。
冯立哲为很多这种事情擦过屁股。有的病患在别处隆完下巴，包扎过紧，压得软组织坏死；有的除完皱没包扎好，长期血液不流通，到医院治疗的时候，眉毛旁边骨头都露出来了。这就是术后处理不成功的例子。没有经过系统训练的医生，容易顾头不顾尾，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
最极端的一个例子：有位大夫宣传说要打造“一夜美女”，一次性给一位姑娘抽脂毫升。在身体的各个部位同时手术，吸掉多余的脂肪。这样在操作上也许可能，但完全不考虑病人的个体差异和安全性。彼时冯立哲最大的手术量，一次性也只能抽脂毫升。那位大夫之前成功做了二十几个人，都没什么问题，可是就在那次，那位健康的姑娘被抽掉多毫升的脂肪之后，失去了生命。大夫因此得了抑郁症，永远离开了手术台。可就算是他再后悔，姑娘的命也救不回来了。
作为北医三院整形科的副主任医师，冯立哲从不讳言：他看到了乱象，也看到了商机。很快，他和当时的合伙人一合计，就在木樨地附近开了一家自己的美容诊所。
现在看来，那个无心之举也算是一个首创。年，虽然医院名头办起来的美容诊所，但冯立哲的门诊部是由北京市卫生局审核，海淀卫生局批准的，是北京第一家正规的民营整形美容医疗机构。
申请证照其实并不麻烦。成形外科的资质让他的“正规”区别于其他诊所。客人多得超出了他们的预料。真正忙起来，一天可以做三四台吸脂手术，他们按照毫升收费，有时流水能达到一天三四万元。而在那个年月，冯立哲作为副主任医师的工资，一个月也只是万把块钱。
即便收入悬殊，冯立哲也没考虑过完全下海，直到有次被领导约谈。“医院的病人带到私人诊所去做手术？”“没有的事儿！”中年人有些委屈，不忍心关掉已经像孩子一样慢慢成长起来的诊所。
那干脆，下海吧。
人造美女
开诊所是为了赚钱，可冯立哲也不会对客户有求必应。他拒绝诊断的两个标准，就是第一不做那些心理素质不稳定的人，第二不做对整容这件事情抱有太高期望值的人。这两类病人，他们的问题都不是整容能够解决了的。
从某种程度上，整形医生也是心理医生。冯立哲的很多“客户”们，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对自己的容貌不自信。有的人看到丈夫出轨，找了更年轻漂亮的小，就想通过整容挽回他的心。往往即便手术做得很成功很顺利，负心汉的一句话能摧毁她们，“整了些什么？还不如不整！”人家要抛弃你，怎么说都是理由。有些伤了心的人不会觉得是对方不对，反而真的觉得是自己变老的问题，是整形不好看的问题。再回来要求重整，那就是在伤害自己。
冯立哲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人造”的美女无法带来真正的自信吗？
不，他亲眼见证过整容给人带来的自信与美。年，他在医院的开诊，那时候非典肆虐，没有人有心去想整容的事情。他就是在那个时候遇见郝璐璐的。医院市场总监面前接受咨询，长发，微胖，有点儿睡眼惺忪的样子。
后来才知道，她参与了市场总监的策划，要成为中国第一个“人造美女”。给她列出的计划里，包含双眼皮、眼袋、隆鼻、瘦脸(吸脂)、隆胸、吸下臀部及大腿脂肪再移植到上臀部(即翘臀)、吸腰腹部及小腿脂肪。这些手术是分好几次完成的，大到全麻，小到局麻。
冯立哲的任务是负责给她去眼袋、瘦脸和吸脂翘臀。她是个非常怕疼的姑娘，扎针都怕，可还是一边喊疼一边坚持做完了所有手术。很幸运，当时各项手术都成功了，她的形象比手术前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冯立哲更加出名了，医院也出名了。可是他并没有多高兴，因为觉得从“人造”的标准来看，郝璐璐还没有达到完美。她的脸本来偏方，可以修成瓜子脸。吸脂也还有余地，可以看起来更苗条。
但是手术恢复期确实需要承受很多痛苦，无论是团队，还是郝璐璐自己，都觉得当时已经是最好的结果。
在这之后，全国各地纷纷开始炒作人造美女的概念，“人造美女大赛”、“人造美女服装模特被侵权案”一类的话题都会火上一阵子。郝璐璐当然也出名了，她凭着人造美女的名头去拍戏，但就像所有新闻人物一样,也只活跃了一阵子就渐渐不再被